仇和说：当年不懂怎么当官，在沭阳用力太猛了！
秦城监狱其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也叫功德林监狱，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，专门关押重要犯人。南桥北秦，指的就是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和北京的秦城监狱。两座监狱都是以囚禁高官与名人而著称于世。1955年，根据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精神重新选址修建；在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，小汤山附近建设新监狱。1960年，在苏联专家援助下再次修建，修建的新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的兴寿镇秦城村，并因秦城村这个地名而将这座监狱习惯称呼为“秦城监狱”。
（秦城监狱）
2011年12月6日，据党建网报道，社会上曾广泛流传：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也进过秦城监狱，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、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等人。但据调查，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。2002年，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监舍改造，将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转往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内，其中就包括当时因涉嫌偷税漏税在押的刘晓庆。张俊以等人在出狱后还声称“在监狱放风时曾见过刘晓庆”，这说明他也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。至于刘晓庆后来自己说“在秦城监狱”如何如何，一位专家说：“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，秦城监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”也就是说，犯罪后能进入这所监狱劳动改造的，之前的级别都是很高的官员，至少是省部级以上，例如仇和等。
（仇和受审）
入狱后，想见到他们也比较难，一来是因为北京是首都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，二来是因为最近几年疫情频发，管理严格，一般人想会见他们是很困难的，但是，直系亲属没有问题，像仇和的妻子、儿子和弟弟仇恒将，每个月都可以过去见面，而且有专门规定的探监时间。偶尔，仇和的八叔也会拄着拐杖，在儿女的搀扶下也过去会见。仇和父亲兄弟8人，五叔和七叔最近两年也都相继辞世了，目前尚在人世的只有8叔一人了，8叔名字叫仇福干，今年也78周岁了，比仇和大整整12岁。仇和在位时候，每次回家为父亲扫墓，都会到几个尚在人世的叔叔家拜访看望，特别是8叔喜欢抽黄南京牌子的香烟，仇和每次见他，都会专门从南京买一条正宗的“黄南京”，在胳肢窝夹着带过来，亲手递给8叔，高兴地8叔合不拢嘴。仇和入狱后，还专门叮嘱过去探监的儿子仇滨生：你8爹爹喜欢抽“黄南京”，你每次回滨海老家，都要帮我带一条给他，并代我向他问好。所以，除了儿子滨生、弟弟恒将每月都会过去看望他，8叔偶尔也去探监，看见侄儿仇和，老泪纵横，仇和就会笑着和他说话：没事没事的，我在这里不是很好吗？这里面不打不骂，吃喝紧饱。说着，还做几个健身的动作，8叔见了也就放心了，老人家破涕为笑。
（仇和8叔仇福干）
秦城监狱里面的犯人没有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基本内容就是两个：一个是认真学习，思想改造；另一个就是经常锻炼，强身健体。正宗大学毕业的仇和，学习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，而且还养成了每日都要写学习笔记的习惯。至于身体，在位时候他就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整日奔波，练就了一个强健的身子骨，现在终于闲下来了，没有了往日的奔波劳作，加上年事已高，66岁的人身体机能逐渐衰弱，经常关节疼痛，于是，闲暇之余他对照书本，学会了自我按摩技术，每当一人独处，就自身按摩，目前身体很好很健康。那么，每次会见亲人的时候，仇和都说些什么呢？那次8叔去看他时候，他告诉8叔：好好注意身体，等我几年后回去，专门给你老过一个80大寿！滨生会见时候，他会专门叮嘱：好好照顾你母亲，养育和教育好儿女。在工作上要认真钻研技术，听从领导安排，服从管理，规规矩矩做一个好儿子、好父亲、好职工。弟弟仇恒将带着妻子程玉和儿子仇海生去看望他时，偶尔会提到沭阳和宿迁，仇和听了就会很激动，仔细打听宿迁和沭阳的发展情况。当恒将告诉他：沭阳还有很多人依然喜欢你，怀念你呢，仇和就笑了：当年不懂怎么当官，做事情太急，用力过猛，没有考虑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，让沭阳的干部们吃了不少苦，让沭阳的老百姓受了不少的罪，虽然地方也有所发展，但代价有点大了！说到这些，仇和叹了口气：喜欢我的人，那是在抬举我；而讨厌我的、骂我的人们，却是真实而真心的。仇和喜欢思考，讲话都能长篇大论地讲出一番道理来：发展是干什么的？还不是为了富裕一方百姓，让这里的人能够安居乐业吗？为了将来的幸福，而带来了今天的灾难，为了多数人的幸福，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。当前的幸福也是幸福，少数人的利益也需要兼顾。说到此，仇和随口背诵了袁枚《重到沭阳图记》里的句子：“盖贤者视民如家，居官而不能忘其地者，其地之人，亦不能忘之也。”
（仇和妻子郭晶）
是的，仇和落马，入狱改造，宣告了“仇和现象”的终结。仇和，不再是一种“符号”，“仇和现象”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。但“仇和现象”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，带来过一些地方的快速发展，一些人也曾为之迷惑，因此，仇和自我反省，或大家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，是必要的。对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，应该通过对“仇和现象”的反思，引以为戒：不能急功近利而伤及无辜，要理性对待“强人政治”，不是被动地、而是自觉地走进“制度的笼子”中去。
